2、志向岂止在封侯（1/2）

蒋介石幼年立志，给自己确定了奋斗目的。他的远大理想，可以用其写的“志向岂止在封侯”诗句作抽象的归纳综合。这是一个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蕴含着小我私家野心的双重笥的目的。

事例：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在给表兄单维则寄的一张照片上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常言道诗言志，这首诗充实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理想。

平心而论，很难说这首诗是虚伪之词，它较量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因为，他在旅日期间受到革命情况的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经陈其美先容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刚刚建设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其时同盟会聚集了诸如黄兴、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刘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蒋介石虽然照旧个无名之辈，可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气力深深的影响和熏染，引发了他的革命激情。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雄心，指点山河，纵论天下局势，探讨革命真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转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载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文章，攻击激荡着人们的革命情怀。

1910年6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由陈其美先容，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虽对蒋没有特殊的印象，却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还勉励道：“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蒋厥后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蒋介石的这首诗是他接触革命志士后的心境写照。

当他得知辛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连忙向队伍请求退出，想回国加入革命。在离别酒会上他体现，此次回国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恢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信，体现刻意殉身革命。他起劲加入孙中山先生向导的革运气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东渡志岂在封侯”还蕴含着另一面，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到达小我私家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情况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1925年5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泛起真空，由谁来继续孙中山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的一浩劫题。就蒋介石其时的职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加入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蹊径提供了良机。

自孙中山决议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相助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层，上层除**交织成员外，属于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恺在国共相助中起着要害作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在权力中枢的作用越发突出。胡汉民则是右派势力的焦点人物，一开始就不大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慑于孙中山的权威，没有果真阻挡，孙中山逝世后，他便开始起劲**。汪精卫在党内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的职位显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目泛起。支持他们继任的呼声都有。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这给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带来了一次倾轧胡汉民的时机，但更重要的是给蒋介石带来了蓬勃的良机。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聚会会议。聚会会议决议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员全权，处置惩罚廖案。由于许崇智手下的将领卷入了廖案，使许的处境尴尬，所以，特委会实际上为汪蒋二人所独霸。随着视察的希望，人们把谋害与胡汉民联系起来，特委照料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行刺的“思想上的挑拨者”，“不管他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汪精卫欲借此时机倒胡。蒋介石同胡的私交虽然不错，但眼下是个千载难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职位的好时机，怎能轻易放过？他决议助汪倒胡。经他周密部署，到胡宅搜查嫌疑凶手，不仅给胡汉民一个吓唬，而且还制造对胡倒霉的舆论。在这样的配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做出派胡汉民赴西欧和苏俄考察的决议，实际上将胡逐出外洋。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各人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胡兄也该明确我们的心事，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他还使用廖案，赶走了粤军首领许崇智，使用汪精卫授予的“全权处置粤军”的权力，清除了粤军的武装，并把粤军的两个并入了自己掌握的第一军，以后成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实力派。在倒胡中，蒋介石靠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使用这层关系，他很快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人物，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汪蒋配合执政，一文一武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政治局势，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因相互使用和相互倾轧而逐渐尖锐起来，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挂名军政首脑，把手伸向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蒋向汪索权时，汪非但不予，而且还“建议”蒋脱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