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以“诈”损德,威权丧失(1/2)
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条理: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差异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职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差异。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职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差异的情况下有所差异。当一个向导者的人格魅力很是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首脑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职位。
国民党政权建设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小我私家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诙谐,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小我私家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首脑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漂亮上,昔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向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首脑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差异,就会有差异的效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揭晓了“马”电,批注晰自己的政治倾向,招呼集全国有声望人士,配合处置惩罚,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忧老虎下山咬人,急遽接纳调停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挟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生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由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罪。韩复榘临阵脱逃,王法军法难容。可是,其时为了生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自得门生刘峙见日军雄师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挖苦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置惩罚,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概略也差不多,差异的是他处于被动,其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挣脱险情,因此,通电亮相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生存川军实力,搞了小行动,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只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楼。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公开场合,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1946年年底,他使用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正当化。可是他在揭晓“宪章”演说时却说:“我小我私家原来没有政治**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已往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倾轧**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增补说道,现在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忧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如果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肩负”抖出来了:照旧我来独裁吧!
1948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暂时全体聚会会议上体现,自己不加入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体现,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相互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不外,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规则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职位”。在中央常务委员聚会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秘密,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调停措施,划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迫处置惩罚的权力,他照旧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发动戡乱时期暂时条款案》,划定“总统在发动战乱时期,为制止国家某人民遭遇紧迫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聚会会议之决议,为紧迫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划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部署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2430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269张。这是经由经心筹谋的选举闹剧。如果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那么,蒋介石果真体现不参选总统,为的是获得绝对的“总统”权力。
例三:设置陷阱,让对手尴尬。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