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弃之（1/2）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差异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差异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实在，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置惩罚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差异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建设于19年12月。曾琦在法国巴黎建设这个党确定的目的是**反俄。在这个党建设之初，就起劲向国民党靠拢。1924年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阻挡国民党的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举行“清党”，曾琦频频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起劲“围剿”**向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的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议联共抗日，经由恒久谈判，最终告竣第二次国共相助，**实际上成为一个正当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认真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参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向导；增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体现：“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攀谈了良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认真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团结“抗日”的换文。

1940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建设伪政权，汪起劲笼络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加入其“部”内事情。为了生长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参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服务处，亲自向导上海、南京部门青年党徒举行汉奸运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向导青年党的运动。

实在，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加入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运动，可是，为了**的配合目的，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看待其他汉奸那样接纳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使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加入1946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加入1948年头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100个名额给青年党。